《昌都记事》作者简介：程剑，自由职业者，现从事写作、摄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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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是多么热爱杰克•凯鲁亚克，以至于忍不住要用这个多少有点老套的题目：《在路上》。想想在我还没有出世的时候，凯鲁亚克就已经“在路上”完成了他的令我狂喜不已、心花怒放的非凡旅行，并且用文字记录了那本来无法言传的情感欢颜，使之成为一代人青年时期的精神盛典，我就觉得真是不可思议。《在路上》是一本不折不扣的伟大小说，它的精神谱系和精神延续，恐怕在很长时间里，都是一个巨大的无法释疑的悬念。
　　也因此，我用“在路上”这个语汇表达我阅读《昌都记事》的感觉。一说到“在路上”，自然就会与“垮掉的一代”发生关系，还会与有些人物，比如艾伦•金斯伯格相遇，与他的《嚎叫》握手。而这一切，都充满了一种神秘难言的气息，一种碰撞时间的极速，还有，一种穿行身体的令人畏惧的宿命。也因此，在看到程剑的《昌都记事》的封面时，我有了片刻的恍惚，三个僧人低头赤足走着向下的台阶，他们不是在向上攀登，而是在向下行走。这样的记录应该是生活的真实，前面应该是更远更深的大地和长路，只是他们是否意识到，他们赤足的行走通向哪里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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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程剑说他总是背着一个硕大的登山包四处游走，所以当他在《昌都记事》中说自己被长途客车连同登山包一块儿扔在昌都陌生的寒夜时，我简直是乐不可支，那情形多像我当年到达拉萨的狼狈：一个人，漆黑的夜，脚边一个大包静静地喘息——与你有关联的就只是那个大包，它真的会呼吸，因为它收纳了你全部的气息和信息。所不同的是，程剑健康强壮，而我，已经奄奄一息。程剑“用手摸了摸冰冷的脸，深呼吸一下，背起我的大包开始找寻县城的招待所”，而我，近乎于奇迹地一步一拖，居然也爬上了招待所的三楼！程剑的登山包一直跟着他，而我，拿不动大包啦，总是背着一个氧气袋到处溜达，他用相机记录生活，我则从不照相，只是每天跑到八角街跟着转经的人流流动，仿佛置身于广袤的时空河流，心里空无一物。如此的“满”和“空”，我亦是不觉得有何分别，因为都是在路上。
　　这是向着自由的长旅，很显然，《昌都记事》在传达这样一个信息：在都市生活的浮华背后，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浑噩与绝望？这样的生存有何意义？我们怎样越过困境的门槛，看到解放的光亮？一个人在困顿中扔掉困顿从而陷入另一种困顿也许不需要勇气，因为还有别的可能，比如通往幸福生活的可能，但是一个人在荣华中抛弃荣华去选择一种未知，其心理依恃恐怕是更为强大的精神渴望，——它远远超越了一般世俗意义的热闹生活，是清醒的而不是盲目的省视自身，是内心对广阔的原野和大地的敞开，是在路上才能让心灵妥帖的绝对解放。
　　《昌都记事》就这样开始了一个行旅者的自由生活。这个生活没有凯鲁亚克《在路上》的疯狂和精彩纷呈，没有迪安•莫里亚蒂龙卷风般的狂暴激情，它甚至显得过于安静，过于谨慎，然而，只要是在路上，就足够了。在路上的生活取决于个人的内心需求，它摈弃了一切形式的捆绑，而只忠实于自己的渴望和梦想。当我看到程剑说“看着窗外的阳光我伸了个舒服的懒腰笑了，还有什么比一睁开眼就看到灿烂阳光更让人高兴的事呢？”时，我又一次会心地笑起来。是的，没有过如此经历的人，不能知晓阳光对人的意义，更不能理解，在海拔三四千米的高原，阳光是怎样以一种清冽的穿透力，照彻了你的灵魂。
　　这是一种写实的记录，程剑对细节的描述是令人露出哀伤笑容的真实，这样的哀伤与笑容！无论是他栖身的都市还是高原，他几乎是一笔一刻痕地烙出了现代人的寂寥，他的声音在都市被喧嚣和气味淹没了，而在高原，他的声音方有了沉静和浑厚的音质。是的，寂寥，当他自我放逐到昌都那个高原小城的时候，我相信，他亦同时放逐了寂寥。与通常我们理解的寂寥不同的是，此时的寂寥退去了寂寞的阴影，只存在了寥廓和高远。存在是如此简单，亦是如此隆重，它使得生命的出场自由自在，天然安详，纵使那笑容在哀伤之上呈现，也是自然和尘世的寂静中，我们可以倾听到的自由的召唤。
　　于是，程剑解除了自己的枷锁，奔向一种虽然有限却可以实现的生活，他的选择有着现实可靠的底色，同时又兼有栖居的诗意，尽管是零碎的，平淡的，甚至是短暂的，但面对人的局限，我们可以让什么事物成为伟大的永恒？《昌都记事》的智性的自白，也许正在还原我们对生活的态度，在怀疑我们的现代生存后，我们能够找到真实答案的途径之一。
　　程剑的问题也是我所经历的问题，是我目前唯一想做的努力。在怀疑了自身的生存后，我们已无处可逃。出行是一种上路，穿越是一种方式，不断的出行和穿越，让我们渐渐能够平静地面对未知世界的黑暗或光明，让我们的孤独不再是有形的呈现，它隐于内在，进而丰满圆润。所以程剑穿过最后的丛林，体验到凯鲁亚克在《在路上》所说的“我体会到丛林接受了你，你成了丛林一部分的感觉。”
　　余虹是当代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有数的人类良心之一，一直想为他写点什么，也一直不敢轻易碰触他，因为抵达他太困难也太痛苦了。现在写这篇文字的时候，想起余虹在《艺术与归家》中论及福柯说过的一段话，应该是对现代人生存的极大启示和挑战：“现代社会中的波德莱尔们毕竟是少数人，他们对艺术生存的选择还只是这个社会不起眼的动作，但福柯认为这些动作是重要的，它不仅守护着我们对一件消失了的生活的记忆，也使我们对现实生活的普遍性和永恒性保持应有的怀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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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路上会使我们与周遭世界隔绝，过一种内省的生活，然而也会使我们与灵魂相同的生命相遇，我把它视之为神示。多年前我阅读《在路上》的时候就有太大的惊奇，现在想来，之所以会这么热爱凯鲁亚克可能也与这个有关，那就是他在书中描写的一个重要地点也是我多年的注视。《在路上》的叙述者是跟随在主人公迪安•莫里亚蒂后面穿越美国的萨尔•帕拉迪斯，他上路的第一站就是迪安•莫里亚蒂的家乡，科罗拉多州的丹佛，这也是他们这些人“在路上”出发的起点和归宿。而我一生中最好的外国朋友海蕊婷就生活在丹佛。我常常在想，也许丹佛是上帝给予了自由之魂的所在，它天然的没有任何精神的屏障，而只遵从神的选择和庇护。海蕊婷是一个坚定的自由生活者，她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比如在银行买一座二手房，然后亲自修缮（她还给我寄来过自己在房间里做木工活的照片），完工后就把房子或者出租或者卖出去。然后到什么地方去讲学或者游历。她对中国非常着迷，曾经多次来中国各处行走，有一次甚至在山东的农村呆了半年。我还跟随她到中国西部的山村，去见证她和她的志愿者朋友给乡村学校的捐赠。
　　是的，海蕊婷有她自己不为任何人所动的信念，她不拒绝批评，但决不接受对她生活方式的指责，她的内心和行为是惊人一致的澄明与高贵，她的诚信和对人的慷慨大度，使她呈现了一个女性罕见的人格品质，而她的智慧和对生活的敏锐洞察，则使她成为对我的生命影响深远的少数几个女性朋友之一。是的，我的生命受益于她们的看护和睿智，而她们也全然放纵了我的天性，我因此而成全了自己的渴望。海蕊婷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：“我的‘生活的原理’就是尊重自己内心对生活的选择，你自己才是自己最大的敌人，克服了这些你就不会在黑暗中了。……我觉得我们两人有一个不一般的关系。 有很多西方人和中国人是好朋友，可是我觉得没很多中西的朋友和我们这样互相了解！”是的，这就是在路上的遇合，一个生命和另一个生命相互给予的惊喜。它与性别无关，也超越了民族与国界，甚至文化的差异都已退到最后。
　　我也同样不敢轻易碰触薇依，因为她的受难和坚定的信仰。然而，今夜我仰望星空的时候，看见薇依始终是停留在夜空最执著的影像，她从未消失，并且一直注视着她的神性的大地。我倾听她在《重负与神恩》里清澈的声音：
　　“别让你自己因任何友情而进监狱。防止你的孤独，当真正的友情有朝一日降临于你的时候，在内心的孤独和友谊之间，就不会产生对立，而是相反。正是根据这种万无一失的标记，你会认出这种友情。”
　　也因此，在阅读程剑的《昌都记事》时，我又一次遭遇了惊奇。他在书中提到的地名里有青海、西宁。我从未有过故乡感，而青海实际上也不是我的故乡，只有在行走与迁徙之后，我才一次次回过头来去凝视那片土地，那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才被确证为是我的出处。在路上，我是一次次不流泪地离开，就像迪安•莫里亚蒂一次次的离开丹佛。读完《昌都记事》，我找来一张中国地图，仔细勘测昌都与青海之间的准确位置和距离，我为我先前竟然不了解昌都而迷惑，然后我检视了其根源，当我对自己所在的出生地都没有情感的时候，怎么会把目光投射到它的近邻？生活在别处，是多么时髦而肤浅的借口！现在，青海真正成为了我的远方和别处，我平静了吗？昌都给了我回首的理由，虽然知道生活不能重新开始，但能够确定自己是谁，从什么地方来，亦是生命的重要收获。
　　而程剑在路上也有他的生命遇合。《昌都记事》是他镜头里的高原小城的现实生活图象，他每天和不同的生命相遇，有些擦肩而过，有些则成为生命中深刻的印记。藏人、汉人、孩子、女人、男人，狗，还有活佛。他和那些生命彼此印证相互的存在，在普通人的哀乐中经历生活的真实滋味。我喜欢他说到电影《生命中不能承受的烟》中的奥吉时，那种对人生的泰然与了然：奥吉每晚整理的照片，也许没有任何出路，但“我认为这是他一生的杰作”。他用相机记录着人生百态，尤其是一个穿着一套绿色制服、表情怪诞、癫狂不羁的藏族中年人，突兀地出现与消失令我忍俊不禁。还有对那些小人物的捕捉，是程剑最有特质的生命态度，他写来的宽容平等，其实已经让我看到了他此后行走的路途。当他写出“邦达除了天空什么也没有”的字句时，他的虔诚颤栗，是对那个高远寂寥的尘世最令人心痛的一往情深。我不知道，程剑最终是否会走向信仰，但他至少证明了一点：人都是有欲望的，要想不被欲望吞噬，保持心灵的自由，就必须懂得放弃。
　　这是一种在高处的栖居，不是每个人都能抵达。